回眸电信改革

1996年以来，我国电信改革备受社会关注，学者们大概形成了三种主张，一种被称为电信本位，就是将基础电信网继续由国家垄断经营，网上各种通信或信息服务则培育多家公司展开竞争。第二种主张是将现有电信企业洗盘，拆分成众多没有垄断力量的独立小公司，然后由中国有线电视部门重新整合成垄断型电信企业。第三种主张是将所有电信或者有线电视部门统统拆分成众多小企业，完全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靠自由竞争、物竞天择来决定他们的命运。

第一种主张的提出似乎专门对电信业做过一些研究，但是这种继续由政府垄断基础电信的结论与小政府大社会的世界经济改革潮流相背离，也不符合政企分开的改革方针。第二种主张既没有理论根基又没有现实的基础，是一种感情色彩极其浓重的部门之见，只不过文笔麻辣颇受媒体重视。第三种主张显然是照抄西方新自由主义1984年改革美国电信的经验，或者是照搬我国中小工业企业的改革方案。令人奇怪的是这三种主张的提出者竟没有一位是电信业内人士，这种现象被当时的媒体称做“贵族的沉默”。其实业内人士早在80年代后期就提出了政企分开，引入适度竞争的改革方案，只不过当时既没有可操作性，又没有多少新闻价值，难以引起媒体重视。

两年以后，又一批学者发现电信改革远没有媒体妙作的那样简单，最关键的一个理论问题是电信以及整个网络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还存在不存在？在各国的反垄断法中，电信领域有没有法律除外，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法律除外？

有一位学者为了证明电信的自然垄断已经不复存在，画出了一条西方经济学的成本曲线，得出的分析结论是由于中国电信企业规模足够大，服务量已经超过最低成本点，再由一家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就会产生成本增加的趋势，所以电信的自然垄断不复存在。

几乎同时，我国另一位学者仍然利用上这学者的图形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由一家电信企业垄断基础电信肯定比多家竞争更具有规模经济性，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自然垄断在现阶段依然是存在的。

其实两位学者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分析网络产业错用了工业企业的规模成本曲线。网络企业的规模成本曲线是另一种形式。

由网络企业的规模成本曲线看出，随着服务量的增长，平均成本线和边际成本线都是单调递减的，如果说以前电信系统的规模经济性可以大到全国一网，那么现在的规模经济性已经达到了全球一网的程度。如果我们把基础电信通道也看作是一种通信业务，那么单从企业看，全世界每种通信业务由一家跨国电信公司运营的效率最高。各国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不能排除这种世界级自然垄断的趋势。

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垄断都会带来企业效益之外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在价格和服务质量上容易形成滥用支配地位，以企业的营利动机任意侵占消费者剩余，增大社会成本。对于一般工商企业形成的暂时垄断行为，可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然打破，而对于自然垄断行业现在最好的办法是由政府制造少量的竞争者来制衡原有企业的支配地位。如此看来，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内容往往不是减少，而是更多。在引入竞争之前，政府一般只管电信服务的价格或者利润。引入竞争以后，政府除了可以放松对价格的管制之外，则要增加对普遍服务管制的难度，还要额外增加两项新的管制内容，一是市场准入的管制，二是网间互联的管制。拥有物理网络的企业不像工业企业那样只与市场发生关系就够了，几乎每个网络企业之间都要发生非市场的互联，而且这种互联随着企业数量增加，各方面关系的复杂化要呈指数增长，这要政府制定标准并负责监督实施。也有专家建议把物理网络的互联市场化，这样很可能会成倍增加本来属于内部交易的成本，最后还是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因此比较可行的办法还是引入尽量少的竞争者并在政府或者社会中介机构的管制下来实现有效的竞争。

自由竞争本来就是早期市场经济的奠基人作为既定的假设前提而提出的，经过近两百年的努力并没有证明这个架构的充分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从纯粹个人利益角度观察经济现象，把人类本来是为了提高生存质量而进行的伟大经济活动引向你争我夺，引向贪欲和残忍，以致引上了破坏周边环境的自残之路。应该承认，早期资本主义相对自由的竞争造就了摩天大厦，但是也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后来的国家资本主义功不可没，但又窒息了经济活力。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回到早期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代，在目前的基础上，超越新自由主义，遵循网络经济规则走合作竞争和社会协同之路，可能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从现实的经济竞争中，人们已经看到对抗性竞争是两败俱损的低水平竞争，时空交错、共存共荣、合作互补才是最有效的竞争。